刑法修正案（十一）于2021年3月1日正式实施。2021年4月底，孙谦副检察长就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理解和适用给全国检察机关作了专题辅导讲座。专题辅导后，各地学员又提出了一些具体适用问题。根据张军检察长和孙谦副检察长的批示，高检院对此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究，对学员所提的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相关问题（包括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新立案标准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因修正案中增设了诸多新罪名，有些问题需要通过一段时间实践才能解答，还有些问题有待“两高”共同出台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因此重点对能够有明确意见的问题予以解答。具体如下：

一、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追究刑事责任，报请高检院核准追诉应当以何种方式进行，有无时间限制？

 

答：高空抛物犯罪行为与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为法益侵害后果是否达到用刑罚规制的程度。高空抛物犯罪行为是严重的高空抛物侵权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宜作为犯罪处理，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应当依法予以治安处罚；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按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处理；当高空抛物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达到一定程度，则需要以刑事手段对其加以规制。具体而言，就是刑法第291条之二高空抛物罪条文中的“情节严重”的情节标准。

 

答：关于高空抛物罪的刑事责任年龄，该罪不属于刑法第17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特定类型的犯罪。倘若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通过高空抛物行为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应结合具体事实依法审查决定是否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犯罪论处。未满十六周岁的人实施高空抛物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高空抛物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并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关于高空抛物行为人无法确定的情形，如经过侦查或者调查，仍无法确定抛物者，则无法认定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主体，也无法确定行为人主观心态及刑事责任能力，不符合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条件。在民事责任方面，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高空抛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难以确定具体的侵权人时，根据“公平原则”，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四、高空抛物罪中，“高空”的标准如何把握？

一方面，“建筑物或其他高空”需要满足一定的高度。国家标准GB/T 3608-93《高处作业分级》规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含2米）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作业，都称为高处作业。因此，低于2米的一般不宜认定成立高空。另外，“高空”是指“距地面较高的空间”。高低都是相对而言的，在低层或多层建筑附近、在因地形等原因形成高层落差的陡坡、人行天桥等地方都可能实施高空抛掷物品犯罪行为，所以，“高空”应理解为是物品从高处掉落低处的位置差异。

 

 

答：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277条中增加第五款，明确“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2020年12月26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袭警罪作为单独罪名予以明确，并配置两档独立的法定刑，使得暴力袭警行为不再是妨害公务罪的从重处罚情节，而成为独立罪名。司法实践中在适用袭警罪时，应重点把握以下四点：

2. 准确界定暴力的对象。袭警罪中的暴力是指狭义的暴力，即仅指针对人身的暴力，不包括对物的暴力或者是通过对物的暴力间接伤害人身的情形。2020年“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第一条明确了下列两种情形属于“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行为：一是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二是实施打砸、毁坏、抢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虽未实施暴力袭击，但以实施暴力相威胁，符合刑法第277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对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符合刑法第277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妨害公务罪处罚。

4. 精准把握暴力的后果。对于实施暴力袭警行为，不能以是否造成民警轻微伤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暴力行为只要足以达到阻碍公务执行的程度即可，不要求造成人身伤害的结果。

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新的立案标准在办案实践中如何把握？特别是对一些已起诉、正在侦查、正在审查起诉环节的案件如何把握问题？

 

答：刑法第341条第一款原罪名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司法实践中反映，上述罪名过于复杂、繁冗，且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往往伴随后续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上述罪名的司法适用中，还经常面临是否需要数罪并罚、对于已死亡的野生动物尸体究竟是野生动物还是野生动物制品的争论。因此，在“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中，将上述罪名修改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罪名修改不影响对刑法条文，特别是本罪行为方式的理解和认定。因此上述“非法猎捕、杀害，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行为均可视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的“危害”行为。同时，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341条增设了第三款，规定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因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属于刑法第341条规定的非法收购行为。目前，“两高”正在研究修改《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拟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九、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175条之一中的“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入罪条件后，如何把握骗取贷款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二档法定刑升格则仍然保留了“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即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适用“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应当以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为前提，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不能径直按照“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定罪处罚。在司法解释未明确之前，对于损失数额接近于但尚未达到特别重大损失的案件，可以结合骗取贷款手段的恶劣程度、造成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等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十、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原刑法第191条中的“明知”一词，是否还需要证明洗钱行为人的主观明知？

根据刑法第191条的规定，在“他洗钱”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应当认识到是刑法第191条规定的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主观上认识到是刑法第191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指对上游犯罪客观事实的认识，而非对行为性质的认识。将某一上游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认为是该条规定的其他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不影响主观认知的认定。

 

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确立后，我国开始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反洗钱，在顶层进行制度设计。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要求“研究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将上游犯罪本犯纳入洗钱罪的主体范围”。为了落实顶层设计的指引性要求，强化对洗钱罪的刑事打击效果，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删除第191条关于洗钱罪罪状表述中的“明知”“协助”等表述，从而将“自洗钱”行为纳入到刑事惩治的范围。在具体适用时，要特别关注新增“自洗钱”行为构成洗钱罪的规定，上游犯罪分子实施犯罪后，又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应当对上游犯罪和洗钱罪实行数罪并罚。要注意把握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既要体现自洗钱入罪对上游犯罪本犯的预防惩戒意义，又要注意罪刑平衡。

十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立案侦查前退赃的数额是否计入犯罪数额？

对于集资诈骗罪的犯罪数额，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三款规定，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因此，在立案侦查前退还集资参与人的数额应当从集资诈骗犯罪数额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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