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刑法第26条至第29条分别规定了不同共同犯罪参与人及相应的处罚原则。我国刑法理论一般适用正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的分类，存在单一制正犯体系与区分制正犯体系、共犯从属性与独立性等学说分歧。但与之相对，我国刑法立法上按照共犯人作用大小与分工，将共犯人分为了主犯、从犯、胁从犯与教唆犯，没有明文规定正犯概念。这就带来两套话语体系中参与人对应关系的问题。例如，主犯和正犯、共同正犯是什么关系？正犯是否能成立从犯？帮助犯能否成立主犯？如此等等。这些我国刑事法语境中共同犯罪的主从犯认定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

首先，在共同犯罪成立问题上，必须先找到与法益侵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正犯行为，正犯既包括直接实施犯罪构成要件的实行犯，也包括支配犯罪构成要件、对犯罪结果发生起到本质、重要作用的人，共同正犯亦属于正犯，奠定正犯基础后，再找到对正犯行为有教唆、帮助的行为，即狭义的共犯行为，根据共犯从属性理论予以认定。

再次，虽然对于教唆犯到底采取独立性还是从属性观点存在争议，但至少应达成的共识是教唆犯不是正犯，教唆犯可能成立主犯也可能成立从犯。具体而言：

二是未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的人，可以认定为主犯。直接实施构成要件的行为，必然是正犯行为，是否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是区别实行犯与非实行犯的依据，但这却并不必然是区分主从犯的依据。未直接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如果对构成要件的实现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可能认定从犯；但如果对构成要件的实现起到了本质作用或者作出重要帮助的人，应认定为共同正犯，根据行为人具体行为判断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可能被认定为主犯。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76号指导性案例“郭四记、徐维伦等人伪造货币案”为例，该案中，郭四记虽然未直接实施伪造货币行为，但其通过网络积极宣传、主动为直接实施伪造货币人员提供伪造货币的技术或者设备、材料等行为，对于伪造假币共同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作用分类法，应当认定为伪造假币罪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对其实际参与的伪造货币犯罪总额负责。

共同犯罪认定与共同犯罪参与人责任承担问题，是实践中经常面对的定罪量刑重要问题。共同犯罪理论因其复杂，被学者称为刑法上的“绝望之章”。只有立足本国刑法规定，理解不同的共同犯罪话语体系的含义，才能把握我国刑事语境中共同犯罪主从犯认定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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